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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实施研究

以公平与效率为视角

  发布时间:2014-06-18 10:16:22


论文提要:

201311日起正式施行的全面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已经适用半年有余。此次对《民事诉讼法》部分条款的修改及新增加的诉讼制度更加体现了民事诉讼制度的指导思想以调谐诉讼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博弈关系,以致达成两者的均衡。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关于经济性 (经济效益)的思考是从经济的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关系来考虑的,即以物质的最低消耗取得最大的收益,并不考虑时间的投入,即时间的消耗与行为结果的关系。然而,民事诉讼是一个运动过程,不仅是一个物质消耗系统,也是一个时间消耗系统,所以,民事诉讼的经济性就必然包含最低的物质消耗与时间消耗。对民事诉讼经济性即诉讼效率的价值衡量和思考还在于,如果在诉讼中过量地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就将使个案诉讼失去实际意义。尤其是民事诉讼多数涉及物质利益的获取,人们往往是为了通过诉讼来获得物质利益,而诉讼过程的消耗就将直接抵消权利人所期望的诉讼利益。当前,西方国家的民事诉讼中最突出和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诉讼的非经济性,主要反映在诉讼程序过于复杂和形式化、审判的周期长、高额的诉讼费用和律师报酬。为此,许多国家在民事诉讼法修改和调整当中,都把降低诉讼成本、简化诉讼程序作为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主要目的。本文以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思想——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为视角,结合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式,希望能够为更好地实施民事诉讼法提供更为具体的措施与建议。本文共计9889字。

 

1引言

2012年 8 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并于20131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继2007年民事诉讼法部分修改后的第一次全面修改。此次修改,涉及条文100多处,增加了多项重大诉讼制度,对各项民事诉讼制度及程序等均有重大修改完善。此次修改的指导思想是为满足社会或人民群众对公平、效率、迅捷解决民事纠纷的诉求,按照民事诉讼运行的规律对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进行的调整。其中,诉讼效率和公平都是人们所同时期望的价值追求,虽

然两者存在着辩证联系,但两者依然是不同的价值维度,因而,诉讼效率与公平也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制肘关系。此次对《民事诉讼法》部分条款的修改及新增加的诉讼制度更加体现了在民事诉讼制度的指导思想以调谐诉讼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博弈关系,以至达成两者的均衡。

2民事诉讼法新增制度中效率与公平平衡的体现

2.1 小额诉讼制度中的效率与公平的博弈

2012 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 162 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人们实际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开始关注小额诉讼程序。因为小额诉讼程序有助于提高纠纷解决的诉讼效率,尤其是在现在小额纠纷数量不断增加的现实情形下,这一低成本,高效率解决纠纷的程序就具有了更加积极的意义。         小额诉讼建立了这样一种机制: 赋予当事人以更加便捷的方式进入诉讼,国民可以更加容易地利用诉讼制度保护受到侵害的小额债权,避免因程序繁琐与费用巨大而被剥夺诉权,法院也不因诉讼标的额过小而放弃保护当事人实体利益的程序努力。可见,小额诉讼制度建构的出发点在于保障当事人平等利用诉讼,拉近国民与司法的距离,实现司法的大众化和亲民化。两大法系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法理基础的阐释的关注点都在于当事人利益的保障。从这一点出发,小额诉讼制度从未放弃对正义的追求。发现案件真实,实现实质正义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诉讼制度孜孜以求的目标,小额诉讼亦不例外。特别是小额诉讼加强法官的能动性和程序控制权,最终的目的都是保证实质正义的实现。仅凭民事诉讼法增加的一个条款无法全面保障小额诉讼制度的实施,对于充分发挥小额诉讼制度的效率价值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还需要制定一些具体的细化措施完善这项制度,以更好的实现小额诉讼制度在效率与公平价值的平衡。

2.2公益诉讼制度中的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平衡

公益诉讼相对于普通私益诉讼而言,通常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根据法律的规定,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院依法审理,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活动。[①]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公益诉讼即是在考虑到维护社会公平及部分人民群众生存环境受到破坏,生存权利受到侵犯的条件下又无法可依,无法救济的情境下制定的。本次修改《民事诉讼法》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一是随着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各界呼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现行《民事诉讼法》第 108 条对原告主体资格限定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此人民法院受理公益诉讼存在法律障碍。二是部分实体法对原告主体资格作出扩张性规定,如《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90 条规定海洋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但程序法规定的缺失,导致诉讼救济渠道不畅、法律保护不力,且存在着法律之间不够协调等问题。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及公民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不断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为立法正式建立该制度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一是检察机关对公益诉讼的探索; 二是行政机关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 三是环保社团组织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例如,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被告江苏某集装箱有限公司案,该案为首宗由环保社团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由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 9 23 日审结,案件经调解结案,但民事调解协议的内容是以判决书的形式出具的。[②]这些典型案例,将社会的关注和学者的思考进一步推向如何站在推进民主与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来设计公益诉讼制度。

2.3新增送达方式的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在民事诉讼的理论体系中,送达似乎算不上一个重要的、基本的问题,但在民事诉讼的运行实务中,诉讼文书的送达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因为符合法定要求的送达往往是诉讼文书发生法律效力 的前提。

在我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送达难”是法院审判中经常面临的难题,实质反映的是送达效率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8条的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 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该条规定就是所谓直接送达。民事诉讼以直接送达为首选或原则,直接送达原则是诉讼公正最直接的体现,只有在直接送达无法实现时,才能采用其他送达方式,例如,公告送达。对于有些法律文书的送达,现行《民事诉讼法》还设置了特殊的规定,例如,调解书的送达就不 能采取留置送达的方式。这也是充分考虑了诉讼的公正性因素。所谓送达难,主要是指难以以直接送达的方式送达法律文书,同时,在法律上又无法其他送达方式可以替代,例如公告送达。公告送达虽不存在任何困难,体现了诉讼效率,但公告送达的实际送达效果是所有送达方式中最低的,受送达人不知受送达内容的概率很高,也就是说公正性是相对较低的。

在现今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及流动人口迅速增加的情况下,民事诉讼法的修改针对送达问题增加了新的送达方式,兼顾了公平与效率的价值追求。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法院可以采取电子送达的方式予以送达,例如,传真、电子邮件等。电子方式应当是最有效率的,不过只有在相关技术能够提供支持时,其公正性才能得到保障。当然,直接送达的具体方式也与具体的送达诉讼文书有关,例如,判决书的送达就应当使用更为慎重的方式。

2.4举证期限修改体现的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2002年 《民事证据规定》实施后不久,关于举证时限制度即引来社会的热评。最初主要是以积极评价为主,被认为是有效防止举证迟延、有利调解、有利争点整理、提高诉讼效率的制度措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极评价逐渐淹没了积极评价。主要涉及几个大的方面:一是与人们普遍的诉讼观念不合;二是制度理念是错误的;有的学者指出,举证时限制度以证据 失权理念作为其基础是错误的;三是缺乏相应的理论准备和知识储备;四是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五是没有相应的司法环境。[③]此次,通过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最高法院的举证时限制度进行立法干预。在《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针对举证迟延的问题,专门设置一条,即第56条。该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未及时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予以训诫、罚款、赔偿拖延诉讼造成的损失,不予采纳该证据。”这一规定以制裁举证迟延从而取代举证时限制度。这种方法的基本认识是否定将举证失权作为举证时限制度的基础,而是将制裁和赔偿作为防止举证迟延的手段这一思路和方案总体而言,是为了避免严格失权,有利于实现实体上的公正。

对于举证期限的修改更好的兼顾了公平,有利于实现实体正义,虽然该项制度在效率实现上可能对案件的快速解决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考虑到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关键性及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陌生,所以该项制度的修改更大的照顾到了普通当事人的利益,减少了因为证据不足导致的败诉风险,实现实体正义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必将减少上诉率,从而间接实现了诉讼的效率价值。

3民事诉讼法新增制度实施建议

3.1完善小额诉讼制度的措施

笔者认为,为彰显小额程序简便快捷解决纠纷的价值和功能,有必要在总结2011年以来各地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小额程序的特殊原理,借鉴外国立法例,通过司法解释制定专门适用于小额程序的诉讼规则。为此,提出如下建议:1、明确界定适用小额程序审理的案件种类。可考虑继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将适用小额程序的案件类型限定为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借贷、买卖、租赁和借用纠纷;身份关系清楚,仅在给付的数额、时间上存在争议的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纠纷;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拖欠水、电、天然气费及物业管理费纠纷;责任明确、损失金额确定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和其他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2、明确规定小额纠纷的金额。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2011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标准41799元。据此推算,全国大多数省市区小额诉讼案件的标的额约为 12000元。[④] 今后该数额将随着各地职工年平均工资的波动作出相应调整。为此,可考虑由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公布各省审理小额诉讼的标的额,或者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公布适用于本辖区的小额诉讼标的额。对于超过小额纠纷标的额的案件,应当允许当事人合意适用小额程序。3、坚持小额程序的强制适用。为此,应对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予以一定限制:对于一定金额以下的金钱债务纠纷除了法官认为适用小额程序不适当者外,不得由当事人任意排除适用。4、对小额案件收取低廉的诉讼费用。为鼓励当事人利用小额诉讼机制解决纠纷,国家应当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5、强化法官在小额诉讼中的作用,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允许法官积极主动地介入纠纷的解决,采取自由灵活的方式认定案件事实,提出解决纠纷的方案。6、注重调解与判决相结合,强调调解优先。根据各地试点法院的报告,约有 70%的小额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在小额诉讼中注重调解,鼓励当事人和解,不但符合小额程序的宗旨,而且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7、提供适当的救济途径。由于小额纠纷的标的较小,案情也不复杂,采取非上诉的其他方式也可以达到补正的目的。在坚持一审终审的前

提下,可考虑允许当事人以某些特定的事由向原审法院申请复议一次。

在充分肯定小额程序的价值的同时,还应当认识到,小额程序的构建作为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环节,带有一定程度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色彩。该制度在法律上的确立仅仅是第一步,能否实现其积极意义,还有待于未来司法实践的检验。为此,必须根据系统论方法辅以必要的配套措施才可实现其立法目的。这些措施包括小额程序法制的宣传,司法诚信原则的提倡,法官素质的提高以及整个司法改革的全面推进等等。[⑤]

3.2公益诉讼制度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现行《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规定,对于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立法以列举加概括的方式限定了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在有关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以前,对于列举的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以外的案件类型应当慎重受理。为此,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应当抓紧起草。

其次,民事公益诉讼的管辖。对于公益诉讼案件的受理,可以实行集中管辖。一审由成立环境保护审判庭或环境保护合议庭的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

再次,民事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在一般情况下,侵害公共利益的加害人经济实力较强,侵害行为及方式也比较隐蔽,这使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与其相比处于一个极其不平等的地位。为此,必须建立一套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确保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目的得以实现。笔者认为应区别诉讼主体给予不同的举证责任: 第一,有关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适用一般的举证责任分担规则,即“谁主张,谁举证”;第二,有关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需要有关机关出具鉴定意见等证据的,具有特定职能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履行行政职责,积极促进公益诉讼。这是因为,在公益诉讼中,原告要证明公共利益遭受或可能遭受侵害的事实,以及侵害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但由于证据的技术性、专业性强,而且一般为被告所掌握,原告举证比较困难。为了保障公益诉讼案件得到公平、公正的审理,举证责任应分具体情况合理分担。例如在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根据《侵权责任法》第 65 条规定,污染者承担无过错责任,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就体现在该法第 66 条规定的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是,这并不能免除原告需要对被告的加害行为、损害结果承担

举证责任。

最后,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负担。在构建公益诉讼制度中,如果不考虑特定社会团体、公民个人为公益诉讼负担的诉讼成本,该制度就无法发挥应有作用。由于公益诉讼原告不是为了或者不只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诉,因而对于诉讼费用的承担,应当进行合理的安排。对于检察机关和具有特定职能的行政机关、社会团体提起的公益诉讼,在起诉时可以实行原告缓交,在被告败诉时由被告直接负担的方式。原告败诉,成立公益诉讼基金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环境公益诉讼专项资金支付;未成立公益诉讼基金的,根据相关规定承担。

最重要的一点,公益诉讼被告承担责任的方式。败诉的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应当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根据其侵害公共利益的具体行为来决定其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包括: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恢复原状及赔偿损失等。对于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于环境具有经济价值、生态价值、潜在价值等多重价值属性以及公益诉讼的特殊性,环境污染公益损害赔偿的范围、数额、支付方式等比较复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作出规范。对于民事公益损害涉及到私益损害的,应当实行私益赔偿优先原则,即对于私益部分的赔偿,可以先从原接受赔偿的机关或者组织所得的赔偿中予以优先支付,由该机关或者组织取得相应的赔偿请求代位权。[⑥]

3.3举证制度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项诉讼权利的重要程度以及该项诉讼权利与实体权利的关联 程度当然是我们在设置失权条件时所应当认真考虑的,由于对实体公正的实现有影响,因此,人们对该诉讼权利的失权条件就应设计得 更为严格一些,但这不是该项权利绝对化的理由。从具体的设计方案 来看,尽管对当事人的举证迟延行为给予制裁或要求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但也并没有排除举证失权的可能性,依然承认失权的正义性。条款中的“不予采纳该证据”是与制裁、赔偿并列的法律后果。一旦 迟延行为与举证失权的效果分离,就会导致行为人评估迟延行为与处罚之间的成本收益关系,从而实际上鼓励了迟延行为,同样有违诉讼 诚信原则和理念。严格地说,从设计方案来看,也并非完全以制裁、赔偿替代了失权。防止举证迟延,提高诉讼效率应当是举证时限制度 的主要目的,及时提出证据在诉讼的任何阶段都是有必要的,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欲防止当事人举证迟延,作为一种有效的办法须根据人的本性而为,即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因此,让当事人为举证迟延行 为而承担不利后果,应该是相对有效的阻却应对方法。举证失权、训 诫、罚款、赔偿损失都是广义上的制裁性措施。但这些措施的设置和实施都必须以其正当性为前提。举证失权虽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但 对实体公正的实现亦有消极影响,因此,将举证失权作为举证迟延的应对措施须十分谨慎,这已形成人们的共识,因为比较而言,程序公 正和实体公正毕竟是诉讼的价值首选。所以,笔者对举证失权持宽松 的态度,主张只要当事人在主观上不属于故意迟延提出证据的情形,当事人都可以在其规定或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提出证据。在诉讼中,当事人举证超过时限的,法院应询问当事人超限的理由,无正当理由说 明时,方可裁决拒绝接纳该证据。由于讲究的是主观有故意,因而也就必然使得举证失权处于一种十分宽松的境地,也就达到了“宽松失 权”的制度目的,也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考量。从最高法院《证据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的规定来看,也是这样理解的。按照该规定,法院可以指定举证期限,说明这一期间在性质上属于指定期间。由于当事人也可以协商确定此期间,因此又具有任意期间的性质。举证期限在适用中,有的人错误地理解了举证期限的性质,导致该制度运用的不合理,误认为举证期限是不变期间。导致这种错误理解的原因还在于从理念上坚持了严格失权,而非宽松失权,没有正确理解制度的目的。[⑦]如果按照这一思路,那么,在制度层面关于所谓新证据的界定以及其他关于细化举证时限的具体规定都是没有必要的,如此,也就卸载了沉重的规则包袱,使得当事人不必为细化的时限规则而不断纠结、缠斗。相反,这给予了审理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形予以裁量的余地,做到具体情形具体处理。

4效率与公平对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法实施中价值体现——保障诉讼权利,防止诉权滥用

4.1对当事人正当诉讼权利的保障

一、增加了对起诉权保障的规定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利。对符合本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起诉,必须受理。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作出裁定书,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增加这条规定主要是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立案难的问题。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普遍存在着三难(起诉难、调查取证难以及执行难)和一烦(调解烦)的问题。以前没有这一条规定,法院往往是口头或者电话通知不予立案,不出具法律文书,原告真的拿法院没有办法,因为没有法律文书,原告又不能提起上诉。现在,如果法院认为不予受理,必须出具裁定书,原告对裁定书不服的,可以直接对裁定书提起上诉,这对于一审法院是一种压力,他们往往会给予立案,这就初步解决了立案难的问题。[⑧]

二、强化了当事人的权力,进一步扩大了申诉权力保证。           申诉权是当事人参与民事诉讼,实现和维护自身民事权利的重要方式。在 2007 年的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强化了当事人再审权力的保证以后,这次新的民事诉讼法把加强对当事人诉讼权利保证内容进行补充,进一步强化了当事人的主体地位。首先扩大了协议辖的范围。赋予当事人更多的管辖法院的选择权利。新《民事诉讼法》第 34 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有关财产经济利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合同履行地、签订地、原告及被告的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的任何一个法院管辖。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的民事案件范围扩大到合同以外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案件,管辖法院的联系点也在原有的范围内扩大到其他法院的管辖区域。

4.2对恶意诉讼的规制

所谓恶意诉讼,指故意以他人受到损害为目的,无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而提起民事诉讼,致使相对人在诉讼中遭受损失的行为,强调行为人在缺乏实体权利的基础上,利用法律所赋予的程序性权利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诉权,是由诉的法律制度所确定的,赋予当事人进行诉讼,请求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解决纠纷和保护权益的公民的基本权利。[⑨]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观察,虽然当事人缺乏实体权利基础而恶意提起诉讼以达到其个人非法目的滥用起诉权的现象屡见不鲜,但近年来随着诉讼程序法律制度健全和进一步普及,当事人滥用其他各项诉讼权利的现象却日益严重,而且恶意起诉的当事人也必然会在后续的程序中滥用各项诉讼权利,因此,恶意诉讼应当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如果仅仅将恶意诉讼的问题局限于行为人提起民事诉讼时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这一点,显然无法从根本上、整体上消解目前当事人滥用各项诉讼权利的行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程序性权利滥用有其产生的复杂的制度及时代原因,因此,防范和规制程序性权利滥用现象也需要多管齐下,多层面、多角度予以防范和化解。

首先,制度层面。就制度层面而言,当前有必要加快相关立法步伐和相关案例制度的建设,建立并完善恶意诉讼损害赔偿制度和惩戒制度,完善刑事立法,必要时增设民事诉讼欺诈罪。对于恶意诉讼,允许利益受损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提起民事侵权之诉,由恶意诉讼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细化赔偿项目,恶意诉讼人不但要承担诉讼费用,还应赔偿受害人的差旅费、误工费、律师费、鉴定费、通讯费;不仅要赔偿受害人财产损失,而且还要赔偿受害人精神损害。加大惩戒力度,对恶意诉讼当事人,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后果严重程度等,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的规定,对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给予拘留或罚款。对恶意诉讼引起犯罪的,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的规定援引相应的刑法条款,以诈骗罪、侵占罪等追究刑事责任。总之,通过加大惩罚力度,提高当事人的违法成本来有效遏制恶意诉讼及诉

讼欺诈。

确立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上基本原则的地位,完善起诉审查机制、失权机制、上诉许可机制、责任费用机制以及罚款机制等等诉讼机制。加强相关具体诉讼权利行使规范及滥用行为的约束规则的制定完善。比如撤诉制度、管辖异议制度、送达制度、举证时限制度、自认制度、释明制度等等,均缺乏具体的行使规则及行为人滥用后的约束规则。对此,需要我们及时从审判实践中发现问题、总结问题,进而制定出有针对性的统一执法意见,或者完善相关的典型案例制度建设,加强法院之间的信息沟通,实现审判经验共享。

其次,司法层面。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具有使当事人滥用诉权成为可能的消极因素,但也不能因此而倒退回改革前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因此,为防范诉讼权利的滥用,除通过相关程序规则的细化以约束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外,还应当正确理解法官在新型诉讼模式中的职能与作用。在诉讼模式的问题上,英美国家是真正的当事人主义,整个的诉讼进程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律师辩论,当事人在诉讼中发挥主导作用。可我国受历史文化传统及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限制,多数当事人既请不起律师,自身法律知识又欠缺,没有能力行使好自己的诉讼权利,因此所谓理想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至少在现阶段是不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我们需要借鉴吸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的积极的方面,也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实行一种能够促进纠纷和谐解决的混合模式。即:一方面,应当坚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基础性原则地位,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让诉讼更多地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另一方面还应当充分发挥法官在诉讼程序方面的指挥权和控制权,完善法院对案件事实的释明规则,从程序角度尽可能防范或化解当事人滥用诉权的可能性。如在诉讼程序的指挥和控制方面,为了打破恶意行为人的侥幸心理,法庭可以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充分展示和披露,对事实和证据进行充分的对质和辩论,这种面对面的对质和辩论往往能够击破虚假的主张和事实,或者使居中裁判的法官更容易观察双方表现,运用自由心证法则判断真假和建立内心确信,以防止当事人利用信息不对称和采取证据突袭等方法滥用诉权。在可能影响诉讼进程的申请方面,如果法官怀疑或者有充分理由认为当事人的申请是出于恶意拖延,就可以拒绝当事人申请更改庭审日期或延长举证期限的不当请求。在是否准许原告撤诉方面,如果通过审理,法官有充分证据断定原告是恶意起诉,而且这种恶意比较恶劣,对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侵害严重或影响很坏,必须要予以制裁时,就可以不准许原告撤诉,并最后判其败诉和给予相应的程序制裁,让行为人为自己的违法和不道德行为付出代价。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当事人虽然负有提供证据和相关诉讼资料的责任,但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因种种原因无法向法院提供诉讼资料,而如果完全将这些诉讼资料排除在裁判之外,可能导致不公正的裁判结果。因此,在必要的条件下,尤其是在当事人有诉讼欺诈或恶意调解嫌疑时,法院应当享有调查证据的职权,为当事人提供适当的协助,保障当事人真正平等地享受司法正义。法院也可以弱化当事人主义,淡化当事人调解的自愿性和合意性。比如,针对有恶意诉讼“重灾区”之称的恶意调解,不能仅凭有利害关系或身份关系的当事人陈述或简单证据就予以确认,在不违反现行证据规则的前提下,应通过加强当事人的证明责任来进一步查清债务关系产生的原因、债务的用途、支付方式、时间、地点等证据,严格审查其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

5结语

如何更好的实施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在各项新增制度适用中更加精细地考量诉讼效率与公平的博弈关系是在实践中实施民事诉讼法应坚持怎样的价值理念的重要问题。处理诉讼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需要坚持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原则,也从实证出发,考虑制度的实际效果、大众的认知心理和社会现实,不断调试做到诉讼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我们本着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大胆尝试,摸着石头过河,进行大量有效的探索。

参考文献

1、王连国:诉讼权利的滥用与规制[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2年05

2、孙佑海:对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解[J].法学杂志,2012年第12

3、李浩:民事审判程序修改中的新制度[J].海峡法学,20133月第1

4、张卫平:《民事诉讼法》修改中效率与公正的价值博弈[J].中国司法论坛,2012年第6

5、奚晓明:全面贯彻落实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J].人民司法,201221

6、杨建:关于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J].公民与法,2013年第1

 


[①]孙佑海:《对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解》,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12期第89

[②]同上。

[③]张卫平:《民事诉讼法修改与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载《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37

[④]陈丽平:《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将有法可依: 解读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载《法制日报》20129月第3

[⑤] 齐树洁:《小额诉讼:从理念到规则》,载《]海峡法学》2013年3月第1期第7页

[⑥]孙佑海:《对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解》,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12期第90

[⑦]张卫平:《民事诉讼法修改与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载《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38

[⑧]李浩:民事审判程序修改中的新制度[J].海峡法学,20133月第1

[⑨]王连国:诉讼权利的滥用与规制[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205

责任编辑:冯晓静    

文章出处: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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