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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案结了事”到“案结事了”:刑事和解扩大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2017.3)

——基于污染环境案件审理实践的需求    

  发布时间:2019-04-30 08:04:19


 

                  桥西区人民法院   王荔

   论文提要:污染环境案件并不在刑事和解范围内,但是该类案件的审判又有其特殊性,现实情况为审判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司法实践并未构建防止生态恶化的有效屏障。2016年,两高三部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理论上讲所有案件均可适用认罪认罚制度。但第七条规定了被告人是否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将作为量刑的重要因素。因此,能否达成刑事和解直接关涉到被告人认罪认罚最终的从轻幅度以及判决结果。

    本文从实证主义角度出发,以污染问题严重的环渤海五省市对污染环境案件的审理实践为视角,对现实中存在的如何变“案结了事”为“案结事了”,如何更好地发挥刑事审判工作的惩治和预防犯罪目的,怎样能够扭转案件审理后污染后果仍然存在的尴尬局面等问题进行分析。文章第一部分透视审理实践发现问题;第二部分通过两重分析探讨运用刑事和解激励被告人承担治理污染的责任必要性;第三部分针对适用刑事和解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其他地方的实践探索论证刑事和解的可行性。

    

    最美的制度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进化而来。

    ——[美]莫里斯

    

    引言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从古代的保辜制度到现在的刑事和解,刑事司法过程无不体现宽宥的精神,刑事和解契合了恢复性司法理念,成为最近司法领域备受关注的焦点。在总结我国长期的司法实践经验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司法理念的基础上,2012年《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刑事和解制度。正如很多学者评论的那样,刑事和解有很多不尽如意的地方,但是它毕竟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法律之门”,为矛盾解决的多样化奠定了规范基础,过分的苛求和指责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如何在不断地完善并指导司法实践,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才是法律人视野下亟待探讨的问题。从研究范围来说,可以从多个角度对刑事和解的完善进行深度探讨。但是,基于环境犯罪司法实践中发现的问题,笔者拟立足于环境问题最突出的环渤海地区,以污染环境罪为视角,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刑事和解扩大适用的现实需求,探讨更为科学有效的处罚机制。

    现象扫描:各地审判机关审理实践的困境

   出于逐利本能,污染环境者利用“卖白菜”的成本获得了“卖白粉”的利润,造成以牺牲环境换取利润,以牺牲未来而赢得当下的后果。随着国家不断加大对污染环境罪的处罚力度,污染环境刑事案件呈现出多发性、复杂性的态势,刑事审判虽然能够快速处理一大批污染环境者,但污染现状依然存在,破坏环境行为依旧不断发生,传统审判模式显现出“治标不治本”的局限性。因而,需要我们反思司法实践,发现问题并探索出新出路。

   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一直要求各地法院贯彻司法公开,以大数据指导审判实践,各地法院也将裁判文书上网率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故笔者从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刑事犯罪、污染环境罪、一审、基层法院、2016以及环渤海五省市为搜索词进行检索并逐一记录。总体而言搜索的内容是科学、全面的,也是目前能找到的搜集案例并总结各地司法实践最行之有效的途径。但是仍有可能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各地裁判文书上网率不一定全部为100%,导致样本搜索可能不全;二是搜索的案例中一小部分案例有可能进入了二审并改判,但该部分所占比例极小,为了统计标准的统一性,只统计了一审判决结果。

    虽然加大对污染环境案件的处理力度是环渤海各省市的总体趋势,但通过比较,各地的司法政策和实践有所不同,笔者根据统计的结果制作了以下图表:

    图一 2016年环渤海5省市污染环境罪被告人(自然人)被判处刑罚分析图

有期徒刑区间(单位:年)

地区 济南市 天津市 山西省 辽宁省 石家庄市

(0-1) 3人 11人 2人 14人 33人

[1-1.5) 2人 6人 1人 8人 13人

[1.5-2) 5人 2人 0人 6人 7人

[2-3] 1人 0人 4人 7人 0人

有期徒刑均值 13.5个月 10.1个月 18.4个月 15.2个月 10.5个月

图二 2016年环渤海5省市环境污染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区间分布图(含缓刑)

    对所选取的地方和数据的介绍:

    第一、环渤海7省市中山东省和河北省审理的污染环境案件最多,2016年全年两省司法机关做出的判决书均达到200件以上,故只选取了作为代表的两省省会城市作为统计对象。

    第二、北京、内蒙两地2016年上网的判决文书都在5件以下,故没有列为统计对象。

    第三、在统计过程中笔者将所有的自然人被告人按照被判处刑罚的种类进行归类分析。单位犯罪共计六件,统计罚金刑。

    通过对以上所列省市的污染环境罪审理结果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五省市的审判机关对污染环境罪的审理结果大致分为两种模式:以石家庄市为代表的河北省对污染环境案件判决以实刑为主。以2016年为例,该市共对67名被告人作出判决(除此之外还有一起案件检察机关撤诉),仅有3人被判处缓刑,缓刑率仅为4.48%。而其他省市缓刑适用率则较高,少的省份辽宁省为40.9%,多的省份山西省为91.67%。[(1) 因要保证各地统计数据的统一性,故只能选取2016年山西省审判机关做出的判决。为了防止样本较少导致结果不客观,笔者又将裁判文书网上所有山西省判决进行统计。去除单处罚金的5人,共计23人被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其中18人被判处缓刑,缓刑率为78.26%。](1)

    二是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大多集中在1年以下有期徒刑范围内,最多的达到62.3%(石家庄市)。很少有判处2年以上有期徒刑,没有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其中天津市和石家庄市对被告人宣告的刑期均在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三是各省市在量刑时的差距比较大。笔者将搜索的上述各省市案件中被告人的刑期进行相加,再除以被告人人数,经过计算,5省市案件中被告人的有期徒刑均值在10.1个月至18.4个月之间,相差了8个多月。

    四是5省市审判机关对污染环境犯罪基本上判处自由刑和罚金,极少数法院对被宣告缓刑的被告人判处了禁止令。

    二、两重解读:刑事和解在污染环境案件中适用的必要性

    探究一项制度适用必要性的前提是现有的司法实践或者司法理念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或者不能较好的解决现实问题。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各地司法实践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催生变革的“原动力”。下面先对司法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剖析,然后再探讨刑事和解适用的必要性。

    根据图表一分析,污染环境犯罪审理结果的“两极分化”,所谓审理结果的“两极分化”是指,环渤海五省市对污染环境案件审理出现了要么加大实刑的适用率,以期增强对犯罪分子的惩治力度以及对潜在的污染环境者的威慑力;要么多适用缓刑,以期实现利用罚金刑对被告人的惩戒。从理论上讲,这两种方式看似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经过仔细的推敲,实践中所呈现的结果均出现了异化。

    (一)缓刑配合罚金实现了惩治目的了吗

    执行层面:缓刑缺乏监督、效果不佳

    我国刑法第72条至77条对缓刑做出了相关规定,缓刑只是在判处刑罚时设定一个考验期,在考验期满后,被告人如果没有再犯罪、没有被发现有漏罪并且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行政部门关于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等情况,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也就是没有执行,因此再犯罪时也不属于累犯。但与之对应的是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仍在不断完善中,由于矫正人员有限、矫正方式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实践中相关行政机关很可能对被告人采取不了有效的矫正措施,犯罪人也不会主动去修复环境,社区矫正的真正效果难以显现。

    现实层面:污染环境案件仍在高位状态

    自1998年到2016年10月份,审判机关适用刑法第338条(包含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在内)审结的案件数从1位数迈向4位数。尤其是2013年司法解释出台后,数量激增。[(2) 喻海松:《环境资源犯罪实务精解》,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页。](2)

    

图三 全国污染环境刑事案件增长变化图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新修订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扩大了入罪条件,可以预见的是今后各地的污染环境案件短时期内不会明显减少。污染环境行为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犯罪,与其他犯罪行为相比,其一般没有特定的受害人。按照学者的观点,污染环境犯罪侵犯的法益是生态法益,“生态法益是法律机制表达或实现的包括人在内的各种生态主体对生态要素及生态系统的利益需求”。[(3) 焦艳鹏:《刑法生态法益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3)正因为污染行为没有对具体个人利益的侵害,加之污染行为较为隐秘,污染结果和污染行为之间有一定的间隔,现实中往往出现“官不管,民不纠”的两难境地,造成被告人漠视法律,导致污染环境行为一再出现,案件激增的现实成为缓刑适用率一大挑战。

    事实层面:罚金刑的处罚力度微乎其微

    以直观的角度理解,适用缓刑加罚金刑的目的是给予被告人以及其他人明确的司法指引——罚金的缴纳数额将大大超过通过犯罪实现的利润价值。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通过以下图表就可以看出端倪:

    

    图表四 四省市罚金区间图

   根据上表可知,判处缓刑较多的省市最终对被告人判处的罚金区间占比最多的为1万元以下(除辽宁省以外),3万元以下所占的比例达到80%左右。相比较其他普通犯罪而言,这些罚金也是相对较少的,这些微不足道的罚金,对于个人无法实现预防和惩治犯罪的目的,而治理被破坏的环境所需的资金以及被告人的犯罪收益远远比罚金要多。所以事实上,罚金刑并没有我们想想的那样发挥了其应有的效力。

    (二)判处实刑真的一定能够增强威慑力吗

   以石家庄市为代表的河北省属于我国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每年冬季PM2.5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河北省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也就不难理解河北省治理环境污染任务的艰巨性。故利用对被告人判处实刑来警示所有污染环境者的做法也在情理之中,但事实效果呢?河北法院2010年受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0件,2011年污染环境罪受理2件3人,2012年受理1件3人,2013年受理13件16人,2014年受理186件329人。[(4) 陈庆瑞:《污染环境罪法律适用的若干问题》,载《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47页。](4)这些数据一方面表明了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案件的司法解释后,对环污染境案件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如何处理给予详细的指引,司法人员在犯罪行为认定上更加容易操作,污染环境案件大量增加。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社会上存在大量的污染环境行为,而且以上数据仅仅是已被发现并处罚犯罪行为。污染环境罪缓刑适用率低是石家庄市的一大特点,无论与其他类型的犯罪相比还是和同期全国法院缓刑适用率比,4.48%的缓刑率绝对是很低的。严格适用缓刑看似比其他地区判处的刑罚更重,但根据统计的数据,被判处有期徒刑有53人(包含了缓刑2人在内,均为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其中刑期低于一年有期徒刑的33人,被判处6个月以下的拘役为14人(包含缓刑1人在内),也即被判处实刑的64人中有46人被判处了低于一年的刑期,所占比例达到71.88%。与其他4省市相比,无论按刑期的平均值还是按照被判处一年以下刑期的比例来评估,石家庄市的审判机关对被告人判处刑期都不算高。通过对比发现各省市的污染环境案件集中在偷排偷放废水上,废水中一般都含有对人的生命和健康危害极大重金属和类金属,一旦排放到水体和土壤中很难进行处理,也很难通过环境自净能力来消除。尽管不能用科学的公式来计算污染环境会比其他类型犯罪危害后果严重多少,但直观的体会是我们生存环境仍有恶化的危险。因此对污染环境者判处几个月的刑期(实刑),同时并处有限的罚金,[(5) 基于“判了不罚,罚了不判”的错误思维,实践中被判处实刑的被告人基本上都不会主动缴纳罚金。](5)与被告人的行为后果以及获得回报相比不成比例,更难说发挥了刑罚威慑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环渤海五省市审理环境污染案件无论重实刑还是重罚金,其刑罚强度都相对较低,均没有实现司法的终极目的——预防犯罪和恢复环境——二者又相互勾连、互有影响。尤其是恢复被破坏的环境最为重要,根据“破窗效应”,[(6) 该理论由詹姆士▪威尔逊和乔治▪凯林提出,其认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效仿,甚至变本加厉。反映在环境污染上,对破坏的环境绝不能置之不理,否则污染现状只会越来越坏。](6)一旦被破坏的环境无人问津,往往会引发更多的人争相效仿,毕竟污染环境犯罪的预期收益将超过预期成本。也有人提出应该加大对污染环境者的处罚力度,判处更高的刑期,对犯罪分子以更强烈的威慑力。笔者认为,总体上看刑法对污染环境罪的刑期配置情况还是基本合适的,尽管各地判处的刑期总体偏低,也有一定的差距,但这是司法技术操作以及认定问题并非立法原因。而且,严厉的刑罚还将面临另外一个问题——边际威慑力。一旦不分情况、不考虑具体国情地适用严厉刑罚,很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污染环境行为或者更多的破坏环境者。

    2016年确立的认罪认罚制度体现了“控辩协商”的精神,在审判机关快速审理案件以及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方面做了积极的尝试,该制度貌似为污染环境审理的尴尬局面开辟了一条道路,但有两个问题不得不考虑:一是该制度本身处于试点起步期,究竟能够对被告人从轻多少,两高三部的规定中没有明确,各地仍在探索中;二是认罪认罚制度中规定从轻处罚的的重要参考情节是被害人的和解或者谅解。因此,刑事和解仍然是给予污染环境者从轻处罚以激励其承担治污义务的重要因素。为了有效的制裁犯罪,必须设计一套最佳刑事制裁方案,该建立在某一模型基础上——由于犯罪,对罪犯的预期成本将超过预期收益。[(7) 波斯纳在其《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提出,在考虑边际威慑力里的前提下,刑事制裁应该设法做到使罪犯由于实施犯罪行为而处境更为恶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应该鼓励适用罚金而非徒刑,原因是徒刑的社会成本要高于从有偿付能力的被告处征收罚金的社会成本。因此,结合到污染环境案件中,以保护环境为目的不必然导致大量使用徒刑,适用较强的罚金刑或者被告人自行修复环境更符合司法目标,每个被告人基于趋利避害会做出理性的判断。](7)根据目前的污染环境司法实践,一是罚金数额不足以打消被告人的犯罪冲动,二是不论被告人实际的经济能力,即便被告人愿意承担高价的犯罪成本——前提是能够获得较轻的处罚,但规定并没有为其提供法律上的依据。因此,在被告人认罪认罚下应当为刑事和解的适用提供一定的空间。

    破解路径:刑事和解在污染环境案件中适用的可行性

    讨论刑事和解制度在污染环境案件中适用时,无法绕开的的话题是:一方面,抛开现有立法对刑事和解限制性规定不论,由于相当一部分污染环境案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被害人”,在理论上该种案件如何刑事和解;另一方面,如何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刑事和解以及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理论上:污染环境案件刑事和解适用的基础

    污染环境案件现实表现出来的类型多种多样,基本上可以划分为纯污染环境案件和污染环境且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案件。对于后者因为涉及到人身权和财产权在确定被害人时比较容易,被侵权人可以作为当事人参与和解。但前者因为只是对环境造成了破坏,因此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被侵害人”,究竟由谁来作为权利主体呢?另外,污染环境侵害的客体(法益)在理论上还有诸多争议。[(8) 关于环境犯罪侵犯的客体主要观点有:环境保护制度说、公共安全说、双重客体说、多重客体说、环境权说等。](8)基于以上原因,污染环境适用刑事和解面临诸多理论上的障碍。也许换个角度去思考更有利于厘清这一问题。比对《刑法修正案(八)》的修改内容可以看出,第338条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改为“污染环境罪”,构罪条件也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更改为“情节严重”。这种改变将原来处罚的基础依附于对人造成伤害转变为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标志着环境立法理念的转变——从以人为中心环境司法理念到环境本位思想,前者理念中环境本身不具有利益主体资格,所有的环境利益只能依赖于人类才能表现出来,环境只是人类的工具,因此修改前的338条构罪要件必然要求造成对人的损害,对环境的保护只是在处罚对人的侵权时的“附带行为”。修订之后污染环境的行为本身成为刑罚处罚的对象,将环境权益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相比较传统犯罪侵犯的法益,环境法益不仅仅包含人身、财产利益,还包括生态自身利益,因此,环境权具有法益的内在属性,污染环境行为侵害了国家的生态法益。另外,生态利益是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人而属于社会全体,若将所有人都视为权利主体,势必会产生“公地悲剧”效应。[(9) 公地作为一项公共资源,每个人都有使用权,每个人为了利益最大化都有可能过度的使用,从而造成资源枯竭。环境资源作为公共资源也有可能导致公民对环境的过度使用或者破坏,每个人对于阻止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9)一旦有了污染事故,对环境破坏的后果“埋单”的将是整个国家,随之导致政府的威信降低、生存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国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故在“纯环境污染案件”中,国家可以作为代表进行追诉、和解。在这方面,许多地方都进行了探索,比如,唐山市检察机关对污染环境的被告人进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依法停止侵害、排除妨碍、修复环境、赔偿损失等,在提起公诉前,先行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积极促使犯罪嫌疑人及时修复环境。[(10) 岳向阳、李鹏飞、王玉星:《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工作的实践与探索——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为例》,载《中国检察官》2017年第267期,第39页。](10)

    (二)理念上: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的契合

    现阶段对各种违法行为的处罚最能够起到警示作用的莫过于刑事制裁,污染环境行为也是如此。按照刑罚理论,一般预防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对社会大众形成心理强制的威吓效果,特别预防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个别人再犯罪。[(11) 林钰雄:《新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11)刑罚目的正当化依据建立在刑法的第一次控制机能——保护市民的安全利益。[(12) 【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12)但是无论是报应论还是预防论都有局限性,将刑事责任和刑罚相互混同,关注的焦点都在于通过刑法调整人与人或者人与国家的关系,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也是无法有效地实现刑事审判在治理污染环境中作用的重要原因。随着刑事司法理论不断的发展,“恢复性司法理论”应运而生。与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中的刑罚的“黑脸”角色不同,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关注被害人遭受的损失的恢复程序、强调犯罪人对其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重建社区和平的犯罪反映方式。[(13) 宋英辉、许身健:《恢复性司法程序之思考》,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3期,第33页。](13)它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实现犯罪人、被害人以及社会之间的平衡,弥补由于犯罪行为带来的危害后果。从恢复性司法过程看,被告人、被害人和任何受犯罪行为影响的个人或者地区积极参与解决事务的过程,该过程需要在第三方的帮助和调解下完成。刑事和解的立法目的也是通过加害人对被害人进行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形式,促成各方之间经济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平衡,缓和由于犯罪行为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紧张关系。所以恢复性司法和刑事和解在实质精神和使用过程上是一致的,二者侧重的不是如何“惩治”而是如何“协调”。环境犯罪后果影响面很大,因此事后的污染治理比单纯的刑事打击要重要的多。根据前述统计数据,目前司法实践对污染环境的刑事惩罚是十分有限的,一方面起不到惩治和威慑作用,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环境的修复,因此让被告人积极修复环境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现阶段生态犯罪恢复性司法逐渐被学者和实务界所认知和认同,并且不断的探索性运用。环境案件恢复性司法遇到的瓶颈是被告人采取相应的措施弥补由于自己的行为导致的环境破坏的行为并非法定从轻情节,审判时只能作为量刑情节酌情予以考虑,具体能从轻到何种程度,没有任何标准。考虑污染环境行为的社会影响以及罪刑法定原则,法官在适用裁量权时往往十分谨慎。由于缺乏量刑的激励作用,被告人恢复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必然不高。刑事和解属于法定的量刑情节,根据量刑规范化意见,对于当事人根据刑事诉讼法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礼道歉以及真诚悔罪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因此,刑事和解的适用将使得恢复性司法在审理过程中真正的到贯彻。

    (三)实践上:司法实践的实证支持

    近年来,许多学者以及司法工作人员对如何扭转审判之后污染后果仍然存在的局面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比如,海南省高院法官余德厚提出了环境审判非刑罚化措施,并分析了非刑罚化的四种模式(判决判项模式、量刑情节模式、附带民事诉讼模式、执行监督模式)以及现实中适用困境和出路。[(14) 余德厚:《环境审判非刑罚化措施的生成及完善路径》,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35-141页。](14)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王旭光提出,环境资源审判既要依法发挥司法保护职能作用,也要推动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既要贯彻损害担责原则,也要注重预防性司法措置和恢复性法律责任的运用。[(15) 王旭光:《论当前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若干基本关系》,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11期,第56页。](15)司法实践中也不乏很多能够映射出刑事和解思维的案例,比如,贵州省清镇市法院在对郎某盗伐林木案做出判决时,判其在判决书生效90日内在案发地补种树苗147株。[(16) (案例)详见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07)清环保刑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16)重庆市渝北区法院在张某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中,鉴于其资源出资到嘉陵江放养鱼苗修复生态,作为量刑情节对其宣从轻处罚。[(17) (案例)详见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4)渝北法环刑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书。](17)这些措施不仅实现了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同时也有效的修复了环境,实现了双赢目的,为污染环境的修复提供了可参考性依据。除了以上司法实践,一些政策和规范也不断的吸纳和解的精神,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法案》,该措施的目标是探索建立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制度,2017年试点地方不断出台具体措施,鼓励被告人承担修复义务。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对于刚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标准但行为人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消除污染,全部赔偿损失,积极修复生态环境,且系初犯,有悔罪表现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应当从宽处罚。”该条体现出最高司法机关不再单一强调对被告人的刑事处罚,而是侧重如何实现污染后果的治理,鼓励被告人积极采取措施恢复生态环境。因此,在审判过程中,应以刑事和解的运用为形式,以增加罚金或者其他措施为手段,加大从轻的处罚的比例,将部分罚金纳入环境保护基金中,解决环境污染后果放任不管的现状。

结语

   现阶段对污染环境犯罪的审理在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还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刑法的谦抑性不必然导致缓刑的大量使用。我国污染环境的司法审判不能仅仅局限于惩治和预防犯罪,还应该适应时代和制度的变迁而有所作为,即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修复被破坏的环境。笔者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发现司法机关审理污染环境案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适时引入刑事和解,以法定形式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从而提高被告人修复环境积极性。由于水平和能力有限,笔者只是初步的探索,更为精准、完善的意见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无论刑罚预防也好、生态恢复司法也罢,笔者只是满怀期待,期望的是“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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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研究室    

文章出处:桥西区人民法院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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